人民日报整版探讨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编者按:习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蕴含着丰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今天刊发的4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几千年来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文明为何能够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习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分析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不仅对于我们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而且对于我们树立正确文明观、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比如,唐朝时期在文化上展现出五彩缤纷的景象,当时的长安是人口众多的国际性大都会。宋元时期的贸易港泉州,不同文化、风俗之间相互融通共存,后来泉州出土的一些混合着多种文化因素的墓葬石刻就是证明。中华文明的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层哲学观念,如“物一无文”“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等哲学观念。“同”就是“一”,也就是绝对的同一,排斥异质的文化因素和文化成分。在中国哲学看来,“同”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有创造,不可能有发展。“和”则是不同文化成分、因素和谐共处。“和”,要求容纳别人、谅解别人,进一步则是欣赏别人,也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所以“和”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开放。中国人把自己的文明理解为一个包含多种因素、可以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新的价值的复杂系统。对新的文化因素,不会抱有恐惧和敌视的态度,而是一方面接纳它们、包容它们,尊重它们的特色,另一方面把其中的一些有益成分吸收、融合进来,充实、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机和活力。

  《论语》开篇就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发展自我、赋予新意义而言,中国人把学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论语》的第一句话表明,在中国人看来,通过学习来打开视野、提升自我是美好的事。而第二句话表明,中国人乐于接待来自远方的朋友,并且相信他们身上必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中国人通过学习他人和接待朋友来提升自己,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谐共处与交流互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华文化的传统观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创化高于一切。中华文化看重人的生活世界,关注现实人生的价值甚于精神领域的抽象理念。正因如此,对于一种外来文化是否认可,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有益于民生福祉,以及它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并不苛求其抽象理念与自己绝对相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认同的着眼点是看是否有益于老百姓的福祉和社会的和谐安定。这种着眼点,正蕴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论在哪种文化中,也不论在哪个时代,人都有生老病死,都要为维持生计和繁衍后代而操劳,整个社会也都要维持一套必要的规范和秩序,都要提倡呵护后代、对人友善、敬畏自然以及敬父母、重家庭、守法律、讲信用等。人类在最基础的生活层面的一致以及在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层面的相通,是不同文明之间可以沟通、交流的可靠保证。

  当今世界,有些人仍持有“文明冲突论”。这种论调基于西方传统观念,着力划清自己和他人的边界,强调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的界限和区别。这种论调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人一样,要自我认识、自我确证,就需要树立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他者”。而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的眼光和思维框架。人类文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也不是只有一条发展道路。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相互冲突一种选择,而是可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要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夯实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凝聚着各国人民的基本价值共识,也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习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文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文化,也形成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能为解决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迪。

  在处理同周边不同国家和民族关系、同外来文化关系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哲学智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伦理原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原则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采取谦虚开放的态度,与不同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比如,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而且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儒释道三家所尊崇的经典有不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例如,《道德经》是道教经典,又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不少佛教名僧争相注释的文本。历史上,中国不乏多元族群与多元宗教,但无论族群如何多元,总能因命运与共而融为一体;无论宗教如何多元,总能因交流互鉴而和谐共存。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这为当前促进各国携手合作、维护世界持久和平提供了借鉴。

  习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早在商周之际就有“敬德保民”的民本主义观念,经过演化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儒家和道家为主要代表的两种民本思想。儒家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提倡以孝悌为本、仁政爱民的价值取向,主张礼法并用的政治管理制度,比如“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道家民本思想主要表现为:主张尊重天道自然的客观法则和自然正义的思想,以及尊重民意的政治治理原则,比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今天,贫富差距、南北鸿沟问题是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引发一些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不能只是一小部分人受益、大部分人享受不到发展红利;坚持共同发展、推动合作共赢,为最不发达国家人民提供更多支持,解决好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启示我们要深刻把握发展的真谛。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等重要主张,回应了全球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力推动发展更好造福人民。

  今天,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应对这一挑战,除了要进行环境治理,更应从思想上纠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偏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对今天的人们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刻意识到人类的生产生活要符合自然运行的规律,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如果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那么人类的一切发展都会失去依托,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以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为前提。习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守护人类共同的自然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要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摒弃损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共同应对挑战、承担责任,让人类文明在可持续发展中不断进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科学回答“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习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为人类文明整体进步和持久繁荣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人类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中华文明以及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演进历史都揭示这样一个规律:人类文明的形成发展和繁荣进步离不开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这一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有力例证。在距今约6500年及稍晚的时候,中国的粟作农耕技术陆续向南传播到东南亚,水稻种植技术传播到太平洋的西南地区,农耕技术与丝织品生产技术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亚和欧洲。原产于西亚的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术在距今约5000—4500年传入我国西北地区,西亚冶金术与我国中原地区的冶炼技术结合后,形成了陶范法的铸造工艺,发展为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夏商周文明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催生了东北亚地区的青铜时代。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一直贯穿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史充分证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进步的。

  在长期与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丰富的多元文明对话的思想观念。尊重差异性是文明对话的起点,也是文明能够交流的前提。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主张承认并客观对待差异性。出自《孟子·滕文公上》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语,道出事物千差万别乃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千差万别的事物各有其存在的情由,启示我们要科学理性对待事物之间的差别、文明之间的差异。《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是说多元共生才能创新、封闭单一必然僵化,如果万事万物都是清一色的,那事物发展、文明进步也就停止了。

  在承认并包容差异性、多样性基础上,中华文明主张兼收并蓄,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因素,通过学习消化达到融合创新,推动文明发展进步。《礼记·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每一个个体、群体都有自己的特点,反对将单一的价值原则强加于不同的个体、民族或国家。“并育”“并行”不仅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存,而且指向万物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平等互惠状态。《礼记·学记》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思是指一个人在学习中,如果不接触外部环境,就会见识短浅。在文明发展上,一种文明若不与其他文明交流,也会陷入狭隘封闭状态,丧失进步的动力。可见,从理性对待文明差异,到与其他文明共生共存,再到与其他文明交流实现共同发展,中华文明对于处理不同文明间关系形成了丰富而系统的认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人类文明演进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中华文明中的多元文化对话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主张充分认识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通过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通过汲取不同文明的有益因素为人类发展提供智慧启示,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在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中找到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广泛凝聚各国共建美好世界的共识。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交流互鉴,才能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根基。如果封闭自己或者企图以“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改造同化其他文明,就会给自己、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灾难。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平等相待、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唯有如此,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和路径。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内涵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这体现了习外交思想的理论精华,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深智慧。当前国际关系发展面临的困境,也折射出深层次的思想危机。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关系在正确轨道上前行。

  相互尊重是中华文明提倡的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原则,也是中华文明对待其他文明的基本态度。中华文明推崇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说文解字》解释“仁”为“从人从二”,体现了一种相互性的伦理规范。“仁”是自我对他人关心爱护的道德情感,更是一种相互体恤的交互性伦理。世间万物是相互联系的存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都应建立起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关系。做到相互尊重,前提是肯定和接受事物的多样性。中华文明关于人与人、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思想观点给我们今天处理国与国关系以深刻启示。每一种文明都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是基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情况长期发展演化而成的。要秉持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加深对其他文明和社会制度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交流对话,而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尚正义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之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对公平正义有着深邃思考。中华民族的正义传统发源于先民从天地宇宙的运行以及物我一体的自然秩序中汲取的智慧。《诗经》有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谓“则”“彝”,都体现了代表正义的法则和伦理。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让所有人都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朱熹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中的“均”解释为“各得其分”,意思是每个人得到理应得到的那一份。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正义”被视为公正的、有利于百姓的道德伦理,也有顺应趋势、做符合规律之事的意思。在国与国命运紧密相连、国际关系早已走出殖民扩张旧时代的今天,尤其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遵守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摒弃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反对“小圈子”和“赢者通吃”思维,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

  中华文化注重把握事物之间的有机关联性,认为每个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对事物之间关联性的把握,使中国人形成了注重合作的文化基因。进行合作,就会涉及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中华文化重视道德的修养教化,但并不排斥利的存在。儒家推崇仁政的重要一点便是“惠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样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在具体实践中,主张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中华文明崇尚“君子义以为上”,主张义重于利,甚至是舍生取义。这种弘义融利的义利观赋予利以义的重任,主张求利的过程合于义,体现了责任与担当。“计利当计天下利”,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尽己之力来成人之美,积极践行“达则兼济天下”,努力做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中国先贤们追求的理想境界。中华文化这种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观察事物的思维,以及对义利关系的深刻思考,对今天国家间相互合作仍有启示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利益紧密相连,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时代,需要以普遍联系的思维观察时代、把握时代,摒弃零和博弈的片面化思维,寻找利益交汇点以推动合作。

  《 人民日报 》( 2022年07月25日 13 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