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

  原文刊载于宿白:《宿白讲稿》(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宿白(1922.8.3-2018.2.1),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宿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其《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在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是先生100周年诞辰纪念日,特转发先生《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以兹缅怀。

  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北部和西部,总的形势和春秋晚期差不多。河套以东是匈奴的势力,河套以西是伊兰语族的月氏的势力,再向西向南就是伊兰语族塞人的范围。这几个系统的游牧民族在这个阶段仍然起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中介作用。

  在西亚是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后期,前334年马其顿—希腊王亚历山大东侵,前332年攻下埃及,前331年攻占两河流域,前331— 前330年侵据了古波斯帝国的两个都城—苏萨和波塞波利斯,然后又引兵向东北,前327年攻占了巴克特里亚(大夏),前326年又向北进入索格底(粟特)区域,越过了阿姆河(妫水,乌浒河),攻下索格底的中心撒马尔干,前326年一直向北侵略到锡尔河(药杀水),这样就侵据了古波斯帝国的全部领域,北边就和塞人的游牧区相毗邻。之后转向南抵印度河流域。前 325年被迫回师,前323年死去。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希腊分裂。西亚地区由亚历山大的将领塞琉古统治,前312年建立由希腊人统治的塞琉古王朝,即我国历史上所记的条支。在亚历山大东侵以后和塞琉古王朝的前期,大量希腊人移居东方,在许多地点建立了希腊式的城市。考古发现距我国最近的一座是在今阿富汗西北、阿姆河畔的埃伊哈努姆。这个希腊式的城址是1965—1968年发现和发掘的(阿、法合作),城址东西6—7公里,南北8公里,以官衙、神殿为中心,围绕半圆形剧场、体育场和住宅,出有希腊文石刻、希腊石雕等,是一座典型的希腊小城市,它的时代应在前300年前后。1973年出版了发掘报告。这本报告是我们了解战国时期和我国最近的中亚地区的希腊文化遗址的主要资料。前128年张骞到大夏时,这个希腊城市还存在,由他经行的路线看,他有可能到达了这里,因为这个城市距大夏都城蓝氏城不远。蓝氏城即马扎里沙里夫,在这个城市西北不过200多公里。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王朝的东部独立了两个国家:巴克特里亚(大夏)独立了,它的西边还独立了一个帕提亚(安息)。巴克特里亚(大夏)虽然独立了,但他的统治集团还是希腊的势力,当然也要包括东支伊兰语族的巴克特里亚人的上层。帕提亚是北支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国家。帕提亚在西,巴克特里亚在东。巴克特里亚的北邻是塞人,塞人东面就和河套以西的月氏接近了。巴克特里亚的东边到了葱岭西麓,和居住在当时新疆的各民族相毗邻。从这样的地理位置可以估计,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在中间的雅利安系统的游牧民族和畜牧民族所起的作用要比匈奴重要,以前葱岭东边的玉和葱岭西边的绿松石、玻璃大约仍然靠他们向东运输。

  前一千纪中期,在西方是希腊奴隶制繁荣时代,地中海沿岸遍布了希腊各城邦的移民城市。手工业、商业发展很快。地中海东部沿岸的玻璃饰品,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式样,其中的镶嵌玻璃珠最为希腊人所喜爱。这种被希腊人所喜爱的镶嵌玻璃珠随亚历山大以来的向东移民而东播,再经上述的中介民族传到了黄河流域。

  镶嵌玻璃珠是在像绿松石那种颜色—青绿色的玻璃珠上再镶嵌各种颜色、小大不同的小玻璃珠,并使之组成非常美观的各种花纹。这种玻璃珠在河南洛阳(韩)、辉县(魏)和湖南长沙(楚)、湖北随县(曾)的战国墓中都有发现(图1:a)。湖北云梦秦墓中,还发现了它的仿制品。更值得注意的是,洛阳金村战国墓中曾发现一件背面镶嵌玉环和上述那种美观的玻璃珠的铜镜(图1:b)。解放后,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战国墓中发现镶嵌玉璧和这种玻璃珠的银带钩(图1∶c)。这几件器物,表明这种新式的玻璃珠传入不久,我们的工匠就把它像过去使用绿松石一样装饰到金属器物上去了。

  上述那些游牧和畜牧民族,从东向西,除了带去传统的丝织品,还带去了当时中原新兴的一种工艺品——纹饰精致的铜镜。苏联中亚哈萨克共和国和阿尔泰山麓,都发现了战国山字纹铜镜(图2)。这个地区是在北方支系的伊兰语族游牧民族塞人的势力范围之内。1947—1949年,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河谷发现了不少积石墓,这批墓经碳十四测定其年代在前一千纪的后半。积石冢下挖土圹,圹中施木椁两重。椁室殉马,多的可达10多匹,有的还有四轮木制马车,出了不少马具。椁中多出毛织品,纹饰的风格是他们自己的。其中M5出土的毛毡壁衣上织出骑士和坐在椅子上的女神的形象,女神所坐的椅子是当时地中海东部和西亚一带流行的家具式样(图3)。这座墓还出了我国的凤鸟纹样的刺绣。M6出土了一面山字纹镜。这批墓的发现,说明墓主人是北方支系的伊兰语族的游牧民族,通过东西的游牧,把西亚、中亚和中国的器物汇集在一起了。

  前307年,赵武灵王下胡服令,决定普及胡服。这件事,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胡服即是指游牧民族的服装。赵武灵王当时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三胡,不仅指匈奴系统的胡,也包括伊兰语族的胡。其实匈奴也好,伊兰语族的胡也好,在服装上,由于都是骑马奔驰,这时大约已没有大的差异了。赵武灵王提倡的骑射,目的为了备战。而传统的东方服装是宽大的外衣和裹绕的牛鼻裈式的下衣,就很不适用了。宽大的外衣,特别是裹绕的下衣,怎么能便于骑马射箭呢?于是游牧民族的窄袖短上身和双腿裤子在部队里流行起来。马上使用的武具短剑也流行起来。胡服紧装,需要扎腰带,皮带带钩也随胡服而普及了。这里主要还是以剑和带钩为例作一些叙述。剑和带钩,从战国到两汉发展很快,各地都有发现,样式也越来越和游牧百族不同,突出的一点是剑身向长发展,带钩的形体向大发展,用玉作装饰的做法也出现了。剑身用铁以后,变化很大,我们下面还要提到。

  前面讲到的新式玻璃珠由于游牧民族作中介,在黄河流域发现不足为怪,但长沙楚墓出了不少。楚墓不仅出了玻璃珠,还出了玻璃制的谷纹璧。这种璧,洛阳也有发现。《战国策·楚策》记秦派张仪去楚游说,张仪说服了楚怀王,怀王“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经过过去许多人研究,知道鸡骇是印度古代梵语Kharga(犀)的译音(对音)。印度是多犀牛的。夜光璧,从后来扬雄《羽猎赋》中有“夜光之琉璃”句,知道琉璃即玻璃,楚赠秦王的夜光璧就是玻璃璧。楚怀王把玻璃璧和印度犀同列,并且认为都是楚国的珍宝。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看来它们都是从楚国南方运来楚国内地的。《汉书·地理志》记南海诸国中:“有黄支国……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离(即玻璃)、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王莽辅政……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日南,是汉设在今越南中部的郡,郡治在今顺化附近。象林是日南郡的一个县,大约在日南郡的最南边,从那里船行八个月加两个月,计十个月,根据记载的方向和其他情况,中外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黄支在今印度东南海岸的康契普腊姆(Conjevaram),黄支是不完全的音译。黄支既有玻璃,又有犀牛。看来,海上这条通道,战国时期就已经开通了,所以我国南方的楚,能拿黄支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珍宝赠送给秦。谷纹璧是我国所特有,据说较晚的个别长沙楚墓还出有玻璃印章,印章上的文字是汉字,这些怎么能从海外运来呢?

  公元80—89年间居住在北非的希腊人,写了一本《厄立特利亚海周航记》,厄立特利亚海即红海,但该书的内容并不仅限于红海,其上记:地中海东岸的玻璃原料,很早就向东输出,到了印度西南岸又由那里转运到印度支那半岛。后一段航线正经过黄支,在康契普腊姆南不远的本地治里,近年正好发现了从地中海东岸运来的玻璃器及其原料。因此,玻璃原料的东运得到证实。既然1世纪中期,玻璃原料(应是助熔剂天然纯碱)可运到印度支那半岛,那么再早一点,再运远一点,就有可能在我国战国晚期到了我国的交广地区了(图4)。玻璃璧、印章的发现,应当证实这个推测,即战国晚期玻璃原料天然纯碱已经由船运到我国南方,我国南方开始烧制玻璃制品了。

  考古发现海路开通的遗物除一些玻璃制品外,近年南方和东南近海的遗迹还一再发现地中海—西亚生产的遍体锤鍱上凸起“O”形纹饰的圆形银盒。这种纹饰特殊的银盒,首先发现于云南石寨山的滇国墓,接着广州南越王墓也发现了,不久又在山东临淄汉初墓内发现。同类西方器物发现地点的分布,既多毗邻沿海,又相距广远,而所出墓葬的年代又极为接近,这些现象,很难想象短时期可以突然出现(还未包括器物东运途中曾有中介地点耽搁的可能)。汉初上距战国末才不过二三十年,因此,我们认为中西海运开始发生于战国阶段似乎更接近事实。

  战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场面扩大了。陆路的通道之外,海上的往还也逐步开始。文化交流的深度也超过了以前,胡服骑射是当时影响东方最重要的一个课题,近年秦俑坑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资料,这批俑的形象还可以告诉我们胡服不仅是骑射的衣着,起码在秦时,车战的战士也穿起了胡服。这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另一个重要情况是西方烧制玻璃的助熔剂天然纯碱原料和用天然纯碱烧制玻璃制品的技术,有可能已从海道传到了我国南方。南方和近海城址的汉初墓葬一再发现具有西亚制造特点的银盒,也可作为战国末期海运开始的旁证。

  本文节选自《宿白讲稿》(上) 《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战国时期》(原文为1985年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