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化进程

  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界,曹文轩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符号。这个符号有着多重解码的意味。对众多读者来说,它是一种纯美精致的童书艺术的代表;对市场而言,它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畅销童话的象征;对于评论界,它又指向着一个言说不尽的理论和批评的课题。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使这个名字在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群中显得足够独一无二的话,那么二〇—六年四月四日,当本届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宣布曹文轩获得这一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时,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他的名字无疑将以一种更夺目的方式,被记录在当代儿童文学的历史上。

  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世界的注目。而当曹文轩获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传来,它所激起的反响也超出了对于作家个人创作关注的层面。这些年来,身处“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始终怀着“走出去”的焦虑,这是一种平衡域外影响的焦虑,也是一种自我艺术身份的焦虑。尽管近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对外译介不断,然而,真正在世界儿童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赢得被称为“小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或许才是中国儿童文学对外身份的一次重要建构。因此,在这样一个时刻谈论曹文轩和他的创作,必定也离不开这一基本背景的思考:曹文轩的获奖对中国儿童文学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在其世界化进程中的位置?

  就儿童文学的创作观念和总体风格而言,曹文轩毫无疑问是一位他本人所说的“古典主义者”。这里的古典主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范畴,而是指他的作品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端庄、优美、讲究的美学面貌,它既指向故事,也指向语言。由作家明确表述过的核心创作理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古典趣味的统摄。从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到后来的“苦难”写作与“苦难”阅读,再到最近的“作家的记忆力比想象力更重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对写作行为本身怀有清醒认知和庄重期望的作家的身影。尤其是在一个成年人和孩子的生活都发生急剧变化的年代,曹文轩的创作以及他关于自我创作观念的表达,给人们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作家是想努力把今天的儿童读者拉回到关于生活、关于情感、关于存在之意义的某种永恒价值的发现和体认中。

  他的一个标志性的艺术观念,即是“追随永恒”。这篇对于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中“追随当下”的现象、理论加以批判性解读的创作谈文章,其核心并非指责儿童文学对当下生活的趋附,而是追问和强调儿童文学书写童年生活背后更恒久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力量。“对那些自以为是知音、很随意地对今天的孩子的处境作是非判断、滥施同情而博一泡无谓的眼泪的做法,我一直不以为然。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我们何不这样问一问:当那个曾使现在的孩子感到痛苦的某种具体的处境明日不复存在了呢——肯定会消亡的——你的作品又将如何?还能继续感动后世吗?”他的结论异常素朴:“感动人的那些东西是千古不变的”,儿童文学的写作最需要关注的,正是这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内核。

  这个结论并不是作家个人的独到发现,它是文学艺术自古典时代以降的经典命题。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或许也会想到美国学者马克•爱德蒙森所说,今天这个时代,“要想致力于保护已流行了相当时间的文学价值,或许是难上加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文轩的写作姿态里似乎总包含了与流行中的某些时代风潮相抗衡的意味。例如,在这个或许是空前追逐当下片刻之欢娱的年代,他却在作品中倡导对一种“永恒”之美的追寻,倡导对过往生存“苦难”的书写和阅读,以及对逝去岁月和生活的深厚记忆。当今天的儿童文学终于卸下长期以来沉重的精神包袱,纵情奔向游戏和欢乐的福地时,他却要以“苦难”的议题来对抗儿童文学中流行的快乐主义:“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看法。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谈及当代孩子的生存状况,他甚至胆敢提出这样的批评:“现在对孩子的痛苦是夸张的”, “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这一看来颇为冒犯现代儿童本位观的立场,批判是当代童年生活精神中一个重要的缺陷,但又确乎透着些许严厉和严肃的责求——那也是属于古典美学的另一种气息。

  曹文轩儿童文学写作中这种带着古典和传统意味的“向后转”的姿态,或许容易让人们忘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他以《古堡》等一批探索性作品成为新时期儿童文学艺术舞台上的聚焦点之一时,他在许多读者和批评人眼中, 也是一位在创作观念、艺术探索等方面充满先锋精神的儿童文学作家。《古堡》中的两个男孩,为了探访神秘的山顶古堡,鼓足气力艰难地攀上峰顶,却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古堡。这个短篇的情节架构、叙事方式、象征手法与蕴涵,以及它所传达出的对童年及其精神的文化解读,无不是对那个时代传统儿童小说美学的一种先锋式的探索和冲破。《第十一根红布条》中,那充满沧桑感的生活的质地,那带着悲剧感的沉重的死亡,还有那仿佛不是稚嫩的肩膀可以承载的情感的重量,一度不被认可为儿童小说合法的表现对象。当作家在儿童小说的创作中展开这些先锋性的探索时,他不仅是在尝试拓展儿童小说这一文体的艺术边界,也是在尝试拓展童年这一生命阶段的精神边界。

  理解曹文轩与他的古典写作姿态,离不开对这一先锋性的关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与其说曹文轩的写作从先锋转向了古典,不如说在这两个看似相对的艺术姿态里,包含了作家对儿童文学写作一以贯之的理解和坚持。在一个过于受到传统桎梏的时代探索“先锋”的意义,和在一个过于追求新潮的时代坚持“古典”的价值,两者源自同一种关切,即如何把我们孩子的生活和精神,进而把我们整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朝着更健康、更远大的方向推进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时下流行的儿童文学艺术观念、创作风潮中背转身去的曹文轩,仍然扮演着中国儿童文学艺术前锋的角色。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曹文轩是幸运的。他的这种并不讨好流行趣味的写作,被今天的许多大小读者热情地接受了下来。这意味着,作家在写作中试图表现和传递的那些与童年有关的生活观念、精神方向等,正在一个数量庞大的儿童读者群落中发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博洛尼亚书展的IBBY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听到了本届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对于曹文轩作品的如斯定位和褒奖:“曹文轩是一个了不起的典型。他让我们看到,优美的语言以及孩子如何勇于直面巨大艰难与困境的故事,能够赢得一大批儿童读者的热爱。”考虑到国际安徒生奖评委阅读的通常“只是一个作者最重要的作品”,很难说曹文轩的整个艺术感觉和观念在其间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传递,但评委会的评价和选择,无疑表达了对作家这一古典式的写作姿态与审美立场的认可。

  二〇〇四年,经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CBBY)提名,曹文轩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参与当年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的世界角逐。但与今年三月他杀入大奖短名单的消息传来时所激起的无限兴奋和想象相比,那一年的参奖几乎没有在评委席和公众领域激起多少波澜。尽管二〇一六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高度赞扬的曹文轩的写作方式与艺术风格,在作家此时的创作中其实已经非常成熟。除《草房子》外,发表、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山羊不吃天堂草》《红门》《细米》《根鸟》等长篇儿童小说以及《甜橙树》等一批中短篇儿童小说,以其乡土性的童年题材、个性化的优美文风以及易于辨识的叙事调式,引起读者和批评界广泛关注,也成就了曹文轩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界的重要代表力和影响力。二〇〇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曹文轩文集》。二〇〇四年,曹文轩的名字与来自多国IBBY分会的一大批提名儿童文学作家一样,悄然湮没在了当年国际安徒生奖的落选名单中。

  那么,从二〇〇四到二〇一六,曹文轩的创作及其所处的那个文学场和文化场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间又有何种内外关联?在本届国际安徒生奖揭晓掀起的文化激情背后,这样的考察无疑会是一个有意思和有意义的话题。

  这么多年来,曹文轩的创作似乎并不受到外界太多干扰,在风云变幻的商业童书时代,他也始终保持着一种专注、勤奋、有条不紊的写作状态,其作品以稳定的节奏和品质出现在读者面前。近十年的时间里,引起读者和评论界关注的新作包括《青铜葵花》、“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丁丁当当”系列、《火印》以及由他撰文的《羽毛》《夏天》等图画书。对于熟悉曹文轩此前作品的读者而言,其中的自我创作拓展意图显而易见:作品体裁方面,由儿童小说拓展至幻想小说、图画书;读者对象方面,由少年文学拓展至幼童文学(“我的儿子皮卡”、图画书);写作题材方面,由标志性的乡土题材向着智障题材(“丁丁当当”)、战争题材(《火印》)等进一步开掘。但与此同时,在所有这些自我突破的创作尝试中,读者仍然清楚地看到了属于曹文轩的那种个性化的、独特的语言、叙事和思想的风貌。换言之,作家的文学 思想、创作理念等在这样的突破和尝试中得到了更为丰富的演绎。我们会注意到,在目前两大国际儿童文学作家奖项——国际安徒生奖与林格伦纪念奖——的视野下,这种儿童文学创作的多面才华、贡献与影响,正是一位世界级儿童文学作家的重要特质。

  与此同时,曹文轩在其自我创作观念表述中,也开始突出一种更具世界性的“主题”意识。他在早年创作思想中提出过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观点的思维和修辞方式带着它所属那个时代的文学话语特征。新世纪以来,他“将这个观念修正了一下”, 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从民族到人类,从性格塑造到人性基础,作家对于儿童文学及其艺术功能的理解与表述经历了重要的转化。在近年的创作谈、媒体采访和文学评论中,曹文轩不止一次提到“故事是中国的,主题是人类的”,其意图显然在于接通中国书写与世界文化、民族故事与人类精神的桥梁。

  但所有这些朝向“世界性”的努力得以最终抵达其目标,还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它们需要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进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视域与话域。众所周知,在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相遇的道路上,一直横亘着一个最基础的障碍,即因语言、历史、文化等原因造成的中国与域外儿童文学,尤其是西方主流儿童文学界的长期隔阂。这显然不是作家个人的创作努力可以穿越的屏障,它需要的是一个包含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批评家、传媒人以及各类相关文化机构在内的更大文化场的支持。

  人们一定还记得二〇〇六年九月在中国澳门召开的世界儿童读物联盟 (IBBY)第三十届世界大会。在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同行集体相会的路上,这次会议的举办或可视作上述大文化场建构的起点。IBBY同时也是国际安徒生奖的设立和评审机构,为了配合大会的举办,其官方出版物《书鸟》杂志特别策划、出版了一辑介绍中国作家与插画家的专刊。会间,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出版人的声音也借主场优势得到空前表达与关注。

  如果说此次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儿童文学人士还是怀着不无新奇的心情打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陌生面孔,那么此后近十年间,随着中外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和专业交流的迅速扩大加深,这种好奇的倾听正越来越发展为一种趋于常态的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一方面是被许多业内人士称为“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蓬勃发展期的不断深化,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儿童文学对外交流、 译介和传播事业的持续推进。这一双重进程强有力地重塑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内外文化场。在内,受到市场、读者、批评的全面激励,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自信在不断得到培育;在外,得益于交流平台的拓展、专业合作的深化以及对外译介的加强,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发声力以及它在世界儿童文学格局中的席次,也在不断得到关注。在此过程中,有关“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出去”的思考和讨论日渐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并迅速转化为相应的实践努力。

  回到国际安徒生奖的话题。虽然地域因素并不在安徒生奖的评审考虑之列,但从近年来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在它所代表语种范围内的庞大覆盖力和影响力来看,从它在世界童书领域日益得到关注的现实来看,某种程度上,国际安徒生奖太需要一个来自中国的名字了。二〇一五年四月,安徒生奖评委会吸收了首位中国评委,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虽然国内媒体并未过度渲染这一消息,但对于许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引人遐想的火花。人们的联想更多地并非来自一位评委对奖项结果的可能影响,而是它所传递出的那个文化场讯号: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圆桌上,人们已经关注到了属于中国儿童文学的一席之位,现在,这个席位或许正期待着一位中国作家的莅临。

  目前为止,曹文轩可能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最为深入地受到上述文化场浸润和塑造的一个中国形象。近十余年来,他既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童书畅销作家之一,同时也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对外翻译和传播的重要作家对象。在近年博洛尼亚书展等全球性的国际交流平台上,曹文轩作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代表作家的身份和形象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塑造与凸显,其作品也在进一步走向国际化。除了代表作的持续外译输出,二〇一三年,他与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合作创作的图画书在博洛尼亚书展专题活动中引起域外出版人关注,这一合作因二〇一四年罗杰•米罗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而更受瞩目。二〇一四年博洛尼亚书展上,他的智障题材儿童小说“丁丁当当”系列获得IBBY残障青少年优秀童书奖。二〇一六年四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了《曹文轩作品精选集》(包括《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三册),分别约请来自德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的当代童书插画家绘制插图。三位西方绘者的精美插图给这套中国乡土童年题材的作品带来了异域视觉解读与诠释的独特气息。在前述文化场的基本背景下,所有这些事件和因素有力地参与建构着一位日益国际化的当代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的形象。

  曹文轩本人在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多次提到了自己立身于上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平台。他坦率地说,“我不可能出现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不可能出现在七十年代”,当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其中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而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对这个平台要感恩,我要感谢中国文学界,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兄弟姐妹们”。这里面当然有作家的谦逊,但同时也道出了一种实情。近十余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其走向世界的路上迈进了一些重要的步伐。这种迈进是全方位的,从日益广泛的专业交流与机构合作到日益深入的对外译介和作品传播,它极大地促进了域外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基本认识,也极大地描深了中国儿童文学在世界版图上的基本轮廓。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没有这一整体平台和文化场的支撑,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抵达国际安徒生奖,还将有一段遥远的路程。

  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对于这些年来承受着“走出去”的焦虑的原创儿童文学来说,无疑是一次文化自信的重要而及时的激励。根据相关报道,目前曹文轩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十四种语言出版,包括英、法、德、意、日、 韩、希伯来语等,作品版权输出五十余个国家。对于当前中国的一些畅销儿童文学作家而言,这样的外译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在关于曹文轩作品外译的本土介绍和报道中,一些颇可玩味的细节被略过了。二〇〇六年,他的代表作《草房子》出版过两个英语译本,一是长河出版社(Long River Press)的版本,二是夏威夷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的版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版本的性质。长河出版社是二〇〇二年中国外文局(现为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收购美国的中国书刊社后成立的一家出版社,也是中国在美国本土注册成立的首家出版机构,其宗旨是与“国内出版机构广泛合作,以多种形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为真正实现中国出版‘走出去发挥作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则是一家致力于促进和传播亚太地区文化的美国出版社,此版本是一个汉英对照的节选本。二书封面除了中英文书名,均印有中英文“文化中国”字样,显然都是一种中国立场的文化输出。

  不过,二〇一五年,当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由沃克出版公司(Walker Books )引进英文版权时,情形显然有了变化。沃克是国际知名的独立童书出版机构,旗下童书颇受市场和书评界关注。出版社方面为《青铜葵花》邀请的译者Helen Wang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中英翻译,曾英译马原、叶兆言、张辛欣、范小青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在沃克公司的网站上,可以搜索到《青铜葵花》英文版的资讯,简介中的作者部分已及时更新了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的最新消息,简介后附有摘自英语报刊及网页的六句简短评论。笔者设法找到了这些评论摘录的原文。其中较长的两篇均与译者有关,分别发表在英国两家个人童书评论博客上。一是《青铜葵花》英译者的访谈(发表Playing by the Book), 二是对《青铜葵花》的评论(发表于A Year of Reading the World),系博主从译者处获知该书出版消息后所作。此外,“爱尔兰童书组织”(CBI)在其年 度阅读指引和网站上介绍了这部作品。英国《独立报》二O—五年圣诞推荐书目也提及本书,后文作者丹尼尔•哈恩(Daniel Hahn)是英国作家、编辑,《牛津儿童文学手册》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我们从中不难看到英语世界对《青铜葵花》这样一部中国儿童小说的关注。尽管篇幅都不长,但这些评论对于小说艺术面貌、美学风格等的把握保持着与中文原作的基本一致,文中提到的“悲剧”(tragedy)、“优美”(beauty of the writing )、“诗意”(lyrical),人性(humanity)等特质,正是中国读者熟悉的曹文轩作品的艺术标签。同时,其关注也是多面的。比如,A Year of Reading the World在将 《青铜葵花》作为当月推荐童书进行评论时,不但介绍了作品的主要内容、风格、艺术长处,也谈到了其中的女性角色问题及其矛盾的话语方式导致的读者对象模糊问题。显然,这种建立在细致阅读基础上的真诚批评不是对作品的轻视,而恰是对它最大的尊重。

  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正在步入西方主流童书评论界的视野,尽管步伐缓慢,却令人鼓舞。它带来了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化进程中的某种质变,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或许是这一质变发出的一个重要讯号。

  然而,更理性地看,对于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国际化进程而言,来自世界主流儿童文学出版机构与评论界的关注和接纳固然是一个飞跃性的跨步,但它仍是一个基础性的跨步。中国儿童文学要实现更高的国际化目标,还须经历后两个阶段的跨越:一是能否在全球儿童读者大众(包括一部分成人读者)的日常阅读生活中获得普遍的接受与认可;二是在此基础上,能否为世界儿童文学贡献一部或更多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这两个问题是双位一体的。我们知道,儿童文学经典与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如何儿童文学作品要真正进入世界经典的队列,在创作、出版、专业批评乃至文学奖项的环节之外,还须经过普通受众的通道。历史上,从来没有一部仅从批评的书斋或评选的奖坛上产生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有没有可能出现像英国的《彼得•潘》、法国的《小王子》、意大利的《木偶奇遇记》、瑞典的《长袜子皮皮》、德国的《讲不完的故事》、美国的《绿野仙踪》、加拿大的《绿山墙的安妮》这样在全世界儿童与成人读者生命中留下永久烙印的经典作品?这一进程显然还需要更长时间。

  也许可以这样说,曹文轩的获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化进程的一个新节点:在此之前,我们关心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何时能够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因为那关系着中国儿童文学在全世界眼中的位置;而至此之后,我们也将开始关心中国作品何时能够真正进入世界儿童阅读的经典序列,因为那将为中国儿童文学赢得它在全世界灵魂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