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三期出版

  新学、新眼与近代文人新知识统系的建构——以夏曾佑的阅读记录为中心/梁苍泱

  提要:在今天,“丝绸之路”成为了一个国际学界的热点话题。在这个热潮中,“丝绸之路”概念被泛化,引起了对“丝绸之路”的诸多误解。作为一项学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必须置于史学边界之内。而在史学边界之内,有李希霍芬的“丝绸之路”和赫定的“丝绸之路”两种概念。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源自“全球史”和“区域史”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这两种取向各有其优点和不足,只有二者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才能得出一个合理的“丝绸之路”的概念。

  提要:先秦时期的齐国文化具有明显的“神守”特征。这一特征体现为在作战中重视巫术的作用、遵循“从天而治”的治国理念、拥有品类繁杂的祭祀物品、青铜冶炼技术发达等。建立姜齐的姜姓族来自汉江流域,建立田齐的妫姓族来自淮河流域,因此,齐文化中的“神守”特征当导源于江淮地区在青铜冶炼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祭炉”、“淫祀”等社会风习。齐文化中的“神守”特征在汉代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出表现在《齐诗》对“四始”、“五际”等经学概念的解释和方仙道的兴起上。

  提要:本文从传统目录学出发,认为阴阳书最初包括早期诸子中的阴阳家书和技术类的占卜书,但隋代阴阳家书已经全部散逸,阴阳书就专指占卜的技术书。官方介入阴阳书的编纂开始于隋,目前所知的官方编纂的阴阳书有唐代吕才的《阴阳书》、宋代的《乾坤宝典》及清代的《星历考原》及《协纪辨方书》。官修阴阳书的特点在于包含占卜种类多元。但宋代以来篇幅宏大的官修阴阳书错谬丛生,官方也开始编集更切合实用的占书,官修阴阳书的卷数渐趋减少。这些官修阴阳书确立了官方在占卜知识领域的权威,也为官方占卜人员选择重要日期和墓葬方位等提供依据。

  提要:日本古写经《高僧传》与传统刻本大藏经所收的《高僧传》内容出入较大,两者差异程度已形成不同系统的文本。针对两系统文本的前后关系及其在古代的流传情况,有学者提出写本系统是在宋初经后人改订而成的,这一观点与我此前主张写本系统是慧皎修订的再稿本看法不同。本文通过义楚、可洪、慧琳、智昇、道世、道宣以及费长房等人著作所引《高僧传》文字,探讨了两系统文本《高僧传》在隋唐五代的流传情况,结论指出:隋代费长房参考的,唐代道宣、道世所见的《高僧传》是接近于后世刻本系统的文本,智昇、慧琳所见的是写本系统,表明两系统文本在唐代均有流传。降至五代,义楚、可洪见到的《高僧传》又是刻本系统。写本系统之所以唐末以后在中国本土销声匿迹,很可能与唐末会昌毁佛的事件有关。

  提要:公使库“正赐钱不多”,在北宋中后期已出现了严重的缺口,即收支不抵的情况;但此时尚还不敢多挪用其他经费填补。南宋高宗、孝宗时期,在“著令许收遗利”的驱动下,公使库通过卖酒、糟等获得了巨额收入,甚至一度竟能高达“岁用率十数万”贯。其间的奥妙与方法,台州知州唐仲友是一个典型。按南宋初期刻一字约4.23文足估算,镂板一书对一州的公使库来说,如能善于节省、筹集,甚至挪用一些其他经费,还是能做得到。而刻书的利润至少应维持在40%以上的高位。因参与人数多、经费相对宽裕、核校认真等,公使库刻书的品质较高。孝宗中后期,因加强了对滥用经费的核查、官员监管等,可以允许使用的范围缩小,一些经费多溢出来刻书,进而馈赠他人,成了一时风尚。但之后,因开禧北伐导致的物价腾踊、经费紧张、监管松懈等,公使库刻书几乎是戛然而止、浑然绝迹了。

  提要:金末名将武仙,其行迹几乎与金蒙战争相始终,并参与了金亡之前十年华北多数重要战事,可以视之为当时金军的核心人物之一,与战争之成败及形势之走向有直接关系。本文拟以武仙为切入点,藉以审视金亡前十年(1224—1234)金蒙宋诸方的战略实施、军事形势。期间,各政权在华北的发展前景,曾出现难以预测的波动,这更是本文欲揭示的重点内容。

  提要:三皇庙是元代医学研究的重点,学者研究集中三皇庙建置及其目的,以及在元代医学上的作用。然而,三皇庙是元代地方祭祀的一种,与地方社会有密切关系。本文从元代地方社会角度切入,根据各地三皇庙记,探讨三皇庙在地方兴修时问题。地方持份者包括地方官员、医官、医者、医户在兴修三皇庙时担当不同角色,他们愿意资助兴修,并协助统筹工程。在地方上兴修三皇庙,地方持份者有各自利益关注,使得他们都支持这项工程。所以,元廷三皇庙的政策在地方上落实,必须从元代地方、医学、财政制度等角度去理解。

  提要:明初在地方设有对应正式行政区划下辖百姓和审理都司卫所人口的两套司法系统,并有“约问”制度以处理军民两涉案件。嘉靖后随着卫所的衰败、督抚及巡按的遍设,地方行政逐渐取代了卫所的大部分司法职能。卫所司法的地方化使得两套司法系统演变为以地方为主,卫所为辅,卫所沦为地方司法的初审机构之一。司法地方化在不同区域表现有差异,内地与沿海卫所表现明显,而边地实土卫所尚能维持基层司法的独立性。

  提要:长白山为清代满洲人祖宗发祥之地,自康熙时起建立了高规格的官方祭祀制度。先行研究主要利用会典、实录等传统史料,对清代官方长白山祭祀的制度规定层面进行了研究。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汉文档案,探讨了长白山望祭殿修缮、长白山祭文撰拟、长白山祭祀所用若干物品等问题,研究了官方长白山祭祀的实际运行层面。

  提要:清代顾櫰三、宋祖骏分别撰有《补五代史艺文志》,二者内容却高度雷同。宋《志》后出,但不言参考或承袭,实为剽窃顾稿之故。通过对顾《志》现存版本的梳理,可知宋《志》与顾《志》国图本出自同一底本,并且《补遗》很有可能为顾、宋之外的第三者所作。从文本上看,宋《志》抄袭顾《志》痕迹明显、证据充分。宋氏对顾《志》亦有删改,除了讹误增多外,也纠正了顾《志》中的部分错误。顾氏晚年的遭遇及身后家人状况导致其书稿散失,也为宋氏窃稿提供了客观条件。结合宋氏的生平交游,可以分析他获得顾稿的可能途径。

  提要:考察第一代具有系统的新学创作能力的文人知识仓库的更新,夏曾佑自编藏书目与日记中的阅读记载是典型个案。夏曾佑的阅读关乎新旧书目选择的眼界,关乎具体的读法,更落实于面向社会现实的写作。在旧学功底已然扎实的情形下,夏曾佑自觉从多面向开展新学阅读。其读书方法的创新和读书眼光的时新,亦有力促进了其划时代的“新史学”写作,及其身边的浙籍新学阅读与知识共同体的形成。夏氏之新学成就或许不如更年轻辈的梁启超等,路径却是共通的,并有前后浪互相激发之力。

  提要:许文雨所撰《诗品释》是现代最重要的《诗品》注本,后经修订扩充为《文论讲疏》,仍以钟嵘的文学观贯穿终始,足见他对此书用功至深。在研究《诗品》的过程中,他既注重文献史料的积累与开掘,也兼顾学界成果的借鉴与批判;在后续勘订时又精益求精,补苴隙漏,使其疏释更臻完备。为深入抉发《诗品》的内涵意藴,他借鉴源自史部的长编考异法,采摭历代评论,参以考辨评析;还随时比勘诗作,融入个人研读心得。在同行学者或致力于稽考史料,或侧重于训诂字句之际,许文雨开始自觉探求钟嵘的撰例义理,提出“分体置品”的假设,藉以梳理诗人源流与相应品第之间的关联,并由此对晚近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检讨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