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恢复中外人文交流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外人员流动和面对面交流受疫情阻碍的背景下,6月22日至7月21日,全球化智库(CCG)代表团赴新加坡、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韩国访问,历时一个月,跨越三大洲,与各国智库学者、商界领袖、政要官员等进行交流。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内智库代表团首次赴相关国家进行访问。

  后疫情时代,美欧亚各方如何看待与中国的关系?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刚从韩国首尔回国的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左三)、秘书长苗绿(左一)访问联合国总部,与两位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交流。

  王辉耀:我们所面临国际舆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入低谷,今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0%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次,俄乌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巨大反响,中欧关系也受到冲击,德国和法国政府都在制定他们有关中国的战略报告,据了解,报告有关内容相较以往可能比较负面。在韩国等亚洲国家也有类似的动向。

  在疫情长时间阻断中外人员交流的情况下,一些了解中国、对中国持友好或中立态度的学者,做研究使用的往往是几年前过时的数据,没有什么新素材、新体会,他们在对华问题上的公信力受到削弱。在美国致力于促进中美民间交流的团体原来门庭若市,经常接待中国团体,但现在却萧条冷清,我们去交流时办公室灯都是黑的;反观其他一些智库,比如大西洋理事会这样致力于欧美交流、俄乌冲突的机构,今年预算增加了30%,不断招兵买马、一片兴旺。留学生群体也因为过不来,只能选择去其他地区留学,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损失。

  王辉耀:在前述背景下,我们出去前曾担心,会不会出现到国外后到处碰壁、人家不愿意和我们接触的情况,后来发现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受到了相当热烈、高规格的接待,我们访问了三大洲多个国家,开展了70余场活动,与多家国际顶级智库负责人、商会和企业人士、政界和媒体人士见面,到访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总部,同时,我们也拜访了中国驻沿途各国大使馆。外方普遍重视与我们的交流,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对于他们提出的有关中国的疑问和误解,我们做了大量解释沟通工作,我认为这也是智库应该发挥的作用,在当前环境下,这种直接交流非常有意义。

  另外,我们这次出访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信号,外方说有中国智库来访问了,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去中国了。有些智库和企业人士非常积极,说你们7月来了,我们8月就要去中国,隔离也要去。国内的智库同行听说我们出访了,也说下步是不是他们也能出去了,我们此行可以说起到了一个引领示范的作用。

  北京日报客户端:外方具体对中国的哪些情况最为关心?美欧亚各国智库机构对中国情况的关注是否各有侧重?

  王辉耀:外方关注的内容很多。美方关心中美究竟如何相处,现在两国关系下滑,底部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找到一个既能合理竞争,又能避免发生冲突的相处之道?这不仅是美方,也是我们中国智库关心的问题。

  美国企业普遍关心俄乌冲突会对他们在中国的生意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在目前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长并继续支撑全球经济。他们还关心中国的二十大的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持续进行。当然关心最多的还是中国何时能够适当放宽防疫和出入境政策。我们注意到近期印尼总统成为北京冬奥会后第一个到中国正式访问的外国国家元首,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欧洲智库比较关心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存在很多误解,认为中国对乌克兰支持不够,我们向他们解释中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中方主张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这起到一定的增信释疑作用。欧方还多次提到因制裁被冻结的中欧投资协定,关注双方是否能就取消相关制裁达成一致。和欧方接触中,我感到中欧在如多边主义、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等议题方面仍有共识基础,应该继续推动和加强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我们还去了新加坡和韩国,新方主要提出中美关系紧张对他们是不利的,他们不愿意选边站队,希望尽量调和双方关系,韩方也面临类似情况。目前韩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很深,中韩贸易总量比韩国和美国、日本、欧盟加起来的总和还多。但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美国最近在拉拢韩国,邀请他们参加北约峰会,帮助缓和韩日关系,目的都是建立遏华的小圈子。对此,韩国有声音认为韩国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这是我们需要积极争取的地方。

  北京日报客户端: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低谷时期,你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王辉耀:我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或者说有一些方面不乐观。当今世界处于“一球两制”的状态,美方能否接受这个现实,能否与中方真正和平共处?这十分重要。我们一直说经济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我认为人文交流也有同样的作用。另外我们要处理好主要矛盾,即与美国的矛盾,其他都是次要矛盾,要尽可能缓和次要矛盾。这几方面做到位,我认为中美还是有可能迎来一个谨慎乐观的局面。

  今年5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对华政策演讲时,改变了他曾提出的“竞争、对抗与合作”三分法,修改为“投资、结盟和竞争”的三分法,即进一步投资美国国内建设,巩固盟友体系以及在“实力基础上”同中国展开公开、公平的竞争,这说明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正在发生转变,认为有必要做好中美关系的管控。7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布林肯还在印尼巴厘岛进行了会面,我认为这都是比较积极的信号。

  王辉耀:第一个建议是要尽快重启包括企业间、政府间的交流。我们可以举办中美企业的高峰对话,发挥好企业的纽带作用,在我们访美期间,《华尔街日报》发表了14位美国企业、商会和智库高层人士呼吁重建中美关系的文章。另外,在地方政府合作方面中美还有很多合作空间,与联邦政府和国会不同,美国的地方州政府对中方来交流合作多持欢迎态度。

  第二个建议是加大留学生交流的力度。我们了解到美方对中国留学生总体还是持欢迎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人才去美国能够帮助他们,同时留学生也能起到促进两国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我们也需要吸引更多美国留学生来中国。还要恢复旅游。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出境游客超过1.5亿人次,境外消费金额超2000亿美元,这是我们非常好的软实力。

  第三个建议是加强与美方在多个层面的沟通。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教育、文化旅游、商务等各方面我们都应保持接触,从各个层面发出中国的声音,抵消西方媒体对华的很多负面报道和片面认知。

  第四个建议是欢迎更多外国人士,包括对中国有偏见的人士来华访问。百闻不如一见,让他们亲身到中国看一看,包括到新疆看一看,这是消除隔阂误解最有说服力的办法,国外一些关于中国的谎言也能够不攻自破。

  考虑到疫情影响,开展上述人文交流可以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比如邀请外方人员来华交流可以参考奥运会时的闭环模式,让他们不必担心来华需要长时间隔离,减少防疫政策给他们来华的阻力。中方人员也需要更多地“走出去”。现在有一个动向是,过去人文交流的区域中心更多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现在受疫情影响在逐渐往首尔、新加坡、曼谷这些地方转移,这些地方都很重视打造自身的影响力,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