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靠谱的张骞头颅骨背后有一段很靠谱的东西方往来史

  一是现场证据并不充分:即便是颅骨可以断代为前160年左右的西汉,也不能等同于他就是张骞,何况,张骞生活的年代还晚于前160年。至于褐色是喝牛奶吃羊肉所致,这个听起来更加无厘头。

  二是据文献记载,南阳这个博望侯墓,未必就是张骞墓。张骞被封为博望侯之后,又曾经“失期当斩,免为庶人”,之后又起封中郎将,再度出使西域归来,不久去世,并未有再封博望侯的记载。

  三是汉中城固已有一座博望侯张骞墓,于1983年首次发掘,在西北联大发掘张骞墓葬中,发掘了汉隶“博望造铭”的陶片、陶罐、汉五铢钱币等,由此被推断为张骞墓葬。张骞墓葬出土后,于1956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一个文物古迹,2006年人国家一级文保单位,2014年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所以,这个疑似张骞头骨并没有太多可以深谈的。今天绿小马倒是想安利一点冷知识:在张骞通西域、开丝绸之路之前,东亚和中亚、西亚之间其实早有存在许久的固定往来通道。

  追溯人类史前时代的交通联系,各个区域联系之广泛密切,可能远远超出后世人们的想象。《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周行天下”,并提及了“玄池”“苦山”“黄鼠山”等地名,有学者认为周穆王向西抵达了波兰平原,这个当然不足为凭,但他很可能到过青海、甚至更西的西域。比如,书中提到周穆王曾拜会过西王母,其实西王母应该是古代青海湖一带古羌部落的某位女性酋长,其人面虎身的形象,正契合古羌部落的母虎神信仰。

  同样,早期陶器、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西域地方海贝的流入和美玉的输出,以及一些原产于西亚和中亚的畜产传入中土,也都是中西文化交流非常典型的事例,中原人经由“西戎”与西方往来,而“西戎”与新疆、中亚、南亚之间,相隔遥远,他们与西方的交往,或许是以匈奴、羌、月氏等部族作为“中介”进行的。

  比如,在新疆阿尔泰地区发现的公元前5世纪贵族墓葬中,曾经出土有中国丝织品。而南西伯利亚巴泽雷克5号墓出土有凤凰图案的刺绣,以及当地独一无二的四轮马车,车辆形制和刺绣风格都来自中国。而在当地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墓葬中,也曾出土有典型关中文化风格的秦式铜镜。

  此外,在张骞通西域开启东西方官方往来之前,古波斯文明也已经自民间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以西至安息(今伊朗高原),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波斯物种、冶金工艺、建筑技术、宗教文化等,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古波斯流行的黄铜传入中国后,称为“鍮石”,古波斯玛瑙、水晶和各种彩色宝石及其加工工艺,也逐渐走进了中国传统首饰。

  2008年,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剑,断代为早商时期的公元前15世纪,比中原地区出现青铜剑早约300年,显然是西来之物。

  据考古发现,当时鄂尔多斯的青铜器极为繁盛,除了刀剑,常见的具有特色的器物还包括装饰物品、生活用具、车马器等几大类,普遍以动物纹为特征,代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青铜及金银制品的出现,实际上并不稀奇,大抵可以归结为优越地理位置的区位条件。

  所以,在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青铜时代,其实一直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那就是途经欧亚草原的“青铜之路”。鄂尔多斯就是这条“青铜之路”上北方草原与中原连接的枢纽,成为了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频繁争夺的地区之一,更是文化、政治等信息的集散地。也因此,并不产铜的鄂尔多斯,成了众所瞩目的青铜器产地。

  “青铜之路”传播的,当然不止是青铜铸造技术和青铜器,还包括许多其他技术及观念,比如关于牛、马、羊的饲养技术,比如马具的发明和使用等。

  考察丝绸之路早期这段历史,不可回避匈奴的强劲影响,实际上,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往来,匈奴文化比汉文化做得更早。《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单于遗汉书”曰,匈奴在“夷灭月氏”之后,曾经控制了西域地方:“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匈奴人创造了最初的游牧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模式,他们影响和决定了中亚地区许多民族的命运,与中原王朝、西域各族及北方诸古老部族发生过频繁密切的接触,自东向西进行着强烈渗透。

  2006 年,蒙古国诺颜乌拉山20 号匈奴墓出土一个鎏金银牌,其图案风格竟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希腊化风格的萨提尔与宁芙嬉戏大理石雕像如出一辙,它来自2000余年前亚历山大东征后在东方建立的希腊化国家——巴特克里亚王国。

  总体而言,在公元前东西方文化交流整合的过程中,先是西端的伊犁河流域文化表现活跃、影响广泛,后是东方的匈奴文化、汉文化因素日渐西及。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出现了贯通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的丝绸之路。